1987年，一渔场（本案原告）委托区环境保护监测站调查X湖污染现状。

正是凯尔森准备迎接挑战。正如伦理学和逻辑学，法律科学乃是一门规范性的演绎性的价值（value）科学，而法律社会学正如别的社会学分支，是一门现实（reality）科学并且通常更符合自然科学的方法论要求。

然而它们不能去解说该行动。因此，让活法重生的最佳方式是将它主要描绘为对国家创制之法的一种可能有价值的补充而非替代。从这些事实中导出的规范在哪些方面不同于伦理的、道德的、宗教的或其它的规范？凯尔森并不把埃利希的如下提议当回事：法律规范可由其招致的情感即与之相伴的必然之见（opinio necessitatis）以及其内容的重要性来与其它规范相区分。埃利希本人恐怕没理由为我的解决方案感到欢欣鼓舞。什么是这些被感知为有效法律规范的事实的来源？它们是如何渗入法律王国的？在法律规范的创制之下，隐藏着哪些权力冲突？就这三个问题而言，埃利希对不同社会团体中现存的规范性制度的先驱性工作乃是甚为有用的。

在后一种转变过程中，活法的一部分鲜活性——即它对公共意见中的新情势和变迁的灵活性或适应能力——不可避免地丧失了。继而我们可能有兴趣追问：这些法律规范一经创制，是否实际上被社会恪守？法律在一般情形下和在特殊情形下有实效吗？如何才能从社会学上解说法律实效的明显欠缺？在既定社会学条件下，如何才能改善法律规范的实效？此处，埃利希的工作提供了若干一般线索：法律规范应当对作为其适用对象的那些制度具有实践用处，并且它们应当尽可能地与已包含在这些制度中的规范性保持一致。财产权与公民资格一样具有两项功能：看家护院（gate-keeping）和机会强化（opportunity-enhancing）。

于建嵘于2011年1月25日在新浪微博提倡的随手拍照解救乞讨儿童行动是一种值得仿效的行动。最后以其他公民面对乞讨者时的伦理选择为着眼点，分析了作为共和国公民对自己的同胞所负有的义务。帮助他人的方式有很多种，不见得是要给钱。只有引入换位思考，想到如果有一天我也沦落至此，才可能洞见其中的间接互惠性。

这样，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会变得更加稳健。这种趋势弱化了公民身份与母国之间的纽带，导致社会精英在母国的机会主义倾向和短期行为，陷大多数无法移民的同胞于危境，包括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了农民失地、工人失业，增加了乞讨人口的数量。

相较之下，献血的间接互惠性更容易被人们所认识到。在仍有相当一部分劳动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许多有家可归的儿童得不到基本教育、法律适用因人而异等各方面都处在转型和未上正轨状态的我国，乞讨者享有法律平等保护的宪法权利也很难落到实处。6不过，康德同时还认为，财产也可能减损一个人的自由。萌生这种情谊的制度环境必然是消灭了特权、杜绝了武断权力、以法治为治理原则的共和国。

作者简介：郑戈，香港大学法学院助理教授。其次以政治哲学和法律上的信托概念为框架，探讨了落实公民权之财产维度的可能安排。12最后，由于乞讨是国家保护私有财产的结果，在自然状态中饥饿的人会毫不犹豫地到别人种的树上摘取果实，所以要解决乞讨问题也依靠国家。政府官员、国企以及与权力结盟的私人对全民财产的私人利用，导致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利益未能被全民所分享。

[8]Immanuel Kant， Gesammelte Schriften， Vol. 6， p. 261.[9]同上，第230页。7因此，在康德的理论框架中，个人自治是唯一的自然法，私人财产权是实现个人自治的重要条件。

康德与洛克的财产权观念的主要区别，除了后者将财产权视为一种自然权利，并认为财产权有赖于法律的确认和政府的保护之外，还在于康德认为财产权体现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不是人与物的关系。其次，乞讨者与其他公民在法律面前是平等的，不应受到歧视和侮辱。

例如，1784年的新罕布什尔州宪法规定：人人均享有某些自然的、基本的以及固有的权利，其中包括对享受并捍卫生命与自由的权利以及获得、拥有并保护财产的权利，这些都可以概括为追求并得到幸福的权利。建构国家的社会契约以及国家赋予个人的公民身份，仍然主导着个人的生存前景和生活机会，并限定着现实领域内的契约自由。比如，国家可以指定城市土地使用权转让收益的10％用于济贫，并将这部分财产交由各地的信托机构来经营和管理。其次，他们应当照管共和国整体利益，而不应为维护一部分人的利益而忽略或损害其他人的利益。17信托所确立的是一种职务（office），这种职务具有财产法上的意义，即导致了所有权的分离：衡平法上的所有权归受益人，普通法上的所有权归受托人。[11]Immanuel Kant， Gesammelte Schriften， Vol. 27， p. 605.[12]Immanuel Kant， Gesammelte Schriften， Vol. 6， p. 454.[13]Immanuel Kant， Gesammelte Schriften， Vol. 3， p. 326.[14]Elisabeth Ellis， Citizenship and Property Rights： A New Look at Social Contract Theory，in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Vol. 68， No. 3 （2006）， p. 546.[15]梅因：《古代法》，沈景一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96～97页。

但共和国的公民身份是一个有限定的、排他性的范畴，不包括外国人和宪法、法律所排除的其他人。11进而，他认为之所以有些人沦落到乞讨的地步，而另一些人有能力表现仁慈，说明社会制度存在不公，这种制度的受益者一方面利用这种不公造成的机会来攫取财富，另一方面又享受着施舍带来的骄傲自大感，这本身是不道德的。

与我们当下的课题密切相关的无知之幕后面的缔约人选择的第二项正义原则，即差异原则：当基本自由的平等得到保障之后，社会财富的不平等分配只在能够为处境最差的群体带来好处时才是正当的。身份特性一方面体现在委托人对信托人的信任上，在信托法起源的英国中古时代，信托人一般是委托人的至亲好友。

18在现代社会，信托人虽然大部分是公司，但这些公司的信誉仍然是其得到信托委任的关键品质。如果一个人过于吝啬，以财产的增加为生活的目的，他就变成单纯的金钱或其他财产的保管者，而丧失了使用的乐趣或占有之外的目的。

另一些人则更倾向于接受责任伦理的判断标准，试图区分被用作乞讨工具的儿童、职业乞丐、骗子和真正需要帮助的乞讨者。人们能从乞丐那里奢求什么回报呢？除非是在《王子与乞丐》那样的虚构场景中。博爱这一翻译其实并不准确，它带有普适和国际主义的气息，忽视了公民身份的国界性和排他性。共同的利益以及公共意志这样的概念在《宣言》中占有十分的地位，是界定博爱（fraternité）价值的关键。

不过，妥善安置和扶助乞讨者其实是符合共和主义宪政理论所强调的公共利益的。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充分利用了本国法律制度不完善的机会，同时也恐惧这种不完善对自己已经积累起来的财富的威胁，所以用一部分财富来购买法治完善国家的公民身份，随后将大部分财产转移到这些国家，从而充分享受归化国的福利和财产权保障。

19实际上，账目分立和明晰是信托法的首要原则。由于我国的政府官员一方面像其他国家的官员一样从基于税收的国家财政中领取工资、享受福利保障，另一方面又直接管理着全民的财产，包括近些年增值迅猛的城市土地，将公民与政府官员之间的关系理解为一种默示信托是使政府继续保有全民财产支配权的最简单也最符合法治原则的法理建构。

其实，信托更是古典共和主义政治理论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比如加拿大的法律就取名为利益冲突法。

正如一位论者所言：契约论的核心理念是：政府的正当性以被政府管理者的同意为基础，以这一理念为出发点的契约论逻辑无法推导出任何单一的、一成不变的财产权体系。这些特征都使得信托区别于合同和代理。由于这种再分配不是市场行为能够导致的，国家在这里必须扮演重要角色。比如，责任伦理的践行者其实无法靠自己个人的信息收集和处理来判断自己施舍或不施舍的后果，只有有组织的政府或慈善机构才具备这样的甄别和判断能力。

国家可以通过强制手段来解决乞丐的温饱问题，比如通过征税，而不仅是依靠自愿捐献。法律对一切人，无论是进行保护或者惩罚，都应当是一样的。

个人的伦理选择并非在真空中进行，而是在给定的社会环境和制度条件中展开。如果将全体公民所享有的宪法上的所有权与国家所享有的法律上的所有权区别开来，一方面可以令国家继续汇集专业力量管好重要资源，促进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则有助于澄清全体公民（包括乞丐）作为共有财产最终受益人的身份。

首先，乞讨者应享有普通公民不用花钱也能享有的那些自由，包括选择乞讨和休息地点的自由、不被拘押和强迫劳动的自由、表达自己观点的自由等。美国联邦法院在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宣布若干规制流浪汉的法律违宪，因为它们将特定身份而不是特定行为规定成犯罪（例如：Shuttlesworth v. City of Birmingham， 1969）。